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的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 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9]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10]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论述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 娲扇搿保硪环矫婷挥心囊淮λ愕蒙洗骋庖迳系摹按竺拧保ǔＱ灾懊呕д镜恪本陀行矶嗉遥Ｆ淞杂诹唇拥淖纷倨玖攵ǎ肫渌底裱榷ǚㄔ颍共蝗缢凳撬嫘乃Ｆ淦撸缱映谋就缢馨莸奈谋臼浚谥钔チ跫拢率瞪鲜俏拗咕车摹?nbsp;
四 “互文性”的价值
在文本观念的发展史上，互文性这一范畴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打破关于原创性的神话。除了学术写作经常加注解或附上参考文献篇目之外，某种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关系很少被明示，所谓“文学创作”尤然。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并扩散了有关作者（特别是作家）的“独创性”的神话。“互文性”却抹去了这些人头上的灵光，揭示了他们对于前人已有作品的依赖性。事实上，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而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听过说话的人完全不可能具备言语能力那样。宣示自己对前人作品的取鉴无损于作者的贡献，前提是这种取鉴并未流为抄袭。影片《大话西游》之类作品公开宣示渊源有自、对它的理解有赖于阅读相关作品的经验，这种做法是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非相反。“互文性”这一范畴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作者和读者之交互的理解，有助于将文学活动看成写作和阅读递相转化、作者和读者的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虽然克里丝蒂娃本人未曾明言，但互文性看来并非文本自身的一项特性，而是对它的阅读在作者及读者之间制造的某种默契。正因为作者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鸿沟天堑，互文性才得以实现。
增进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互文性”这一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文本作为自足的密封整体的观念，代之以文学生产是在其它文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念。据此看来，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对既有文本的重写。对于克里丝蒂娃来说，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互文本，都是一个与不计其数的其它文本（包括未来的文本）互动的站点。这种互动，既包括公开、明显的引用或参考，又包括对已有文本的同化或模仿，还包括对于既定惯例的认同与遵循。不仅如此，肯定“互文性”的存在，每个文本都有其边界的观念便成了问题。任何文本都存在于巨大的、涉及多样文体与媒体的“文本宇宙”中，没有一个文本是独立的孤岛。既然文本通过相互联系形成了硕大无朋的网络，哪儿是它的开端？哪儿又是它的结尾？“‘互文性’的观念戏剧性地混淆了书本的轮廓，将它的整体性形象消解成关系与联系、解释与碎片、文本与上下文的无界、无限的编织品。”[11]“互文性”的观念也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电视，不是将它看成由离散文本组成的系列，而是视之为绵延的视频流。不论是对于什么媒体而言，文本都是可塑的，其界限可以由读者重划。而且，“互文性”还开拓了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思路。既然文本以彼此交织成网络的形态存在，我们便可以将有待评析的特定文本视为网上的纽结，通过比较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处理（或者对不同主题的同一处理）等做法来把握其特征。互文性通常被界定为一个文本间接提到另一个文本之处。但是，既然阐释是个活跃的、个人化的过程，文本可能也包含甚至其作者都未意识到的对其它文本的隐蔽涉及。揭示这种隐蔽涉及也是文艺批评与研究的任务之一。
描绘了新的文本空间。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之关系的重要性，但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个别文本作为离散的、封闭的实体，将视野集中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上。相比之下，克里丝蒂娃则更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或其外部结构。她曾经勾勒了由写作主体、接受者（理想读者）和外部文本构成的对话图式，并将文本空间描绘为具有纵、横两轴的交互平台。水平的轴线连结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垂直的轴线连结着特定文本与其它文本。“词的状态因此被从纵、横两方面加以界定。就水平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既属于写作主体，又属于接受者；就垂直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被定向于在前的或同时存在的文丛。”[12]上述两轴创造出二维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上述4种要素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只有作者、读者、文本与互涉文本之间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是延异，只能通过在阐释中获得说明的痕迹加以追踪。复调的虚拟存在被织进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观众被说服相信置身于进行中的叙事现实。相比之下，互文性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媒体为中介的现实之中。我们从现实主义作品得到一种情感卷入的愉悦，而后结构主义则试图给读者批判性解构的愉悦。对于超文本作者与理论家来? 担ノ男蕴峁┝艘恢钟泄匦碌奈谋究占涞氖实泵枋觥Ｔ诘缱映谋就缰校看蔚慊鞫即蚩艘桓鲂碌奈谋究占洹Ｕ庑┛占淇梢圆愕梢蕴Ｖ灰劳缟系囊趁嬉延惺谥啵颐渴泵靠袒乖谠黾樱悴荒阎牢谋究占涔钩傻ピ氖渴墙谖耷畹摹Ｎ颐窃谕弦猿謇说姆绞浇袖溃率瞪弦簿褪亲纷傥谋疽庖宓牟ト觥⒕褪侵っ餮右斓拇嬖谟牖ノ男缘闹匾?nbsp;
五 “互文性”的发展
后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互文性”观念，为后人所发展。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从“互文性”到“跨文本性”、从词语到图象、从网络到泛网络的变化。
受“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启发，西方学者吉尼特（G.Genette）于1982年提出了包容范围更广的范畴——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开列了五个子类：其一，互文性。其二，侧互文性（paratextuality），指主要文本与其派生文本（paratext）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通常所说的正文当成主要文本的话，那么，派生文本便包括前言、献词、鸣谢、目录、注解、图例、后记等。其三，原互文性（architextuality），指的是将一个文本视为某一（或某些文体）的一部分所形成的关系。其四，元互文性（metatextuality），指的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外显的或暗含的评论关系。其五，超互文性（hypo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变形、修饰、发挥或扩展的文本或文体之间的关系，见于滑稽模仿等场合。其后，斯塔姆（Stam）等人又指出：“互文性”就其原义而言指的是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即文本的外部关系。与互文性相对而言的另一个范畴可称为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即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在以上目录中，还应加上基于计算机的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其特点是一个文本能够将读者直接引向另一个文本，不管其作者或位置。[13]
在实践中，互文性的概念不仅应用于文学批评，而且被用以阐释由图象组织的文本。例如，一位学者所作的分析表明：一幅香烟广告将所宣传的产品和白兰地酒、咖啡并置，利用后者在西方消费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力量、富足及优质的含义，诱导对香烟的相应联想，便是利用了内互文性。由于法规不允许做试图说服公众吸烟的广告，这种暗示性的联想对香烟推销是相当重要的。外互文性同样在香烟广告中得到利用。Benson&Hedges公司在推销Silk Cut牌子的产品时，打出的广告在画面上只出现一幅紫红色的丝绸（silk）,中部沿着对角线加上一条卵形的切割线（代表“cut”）。虽然广告本身没有出现任何与自己的品牌或香烟有关的字样，但附加的规定性说明“政府敬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已经成为广告的注解。在Silk Cut的牌子广为人知之后，公司做广告甚至不必再亮出丝绸与切割线之类图形。例如，1992年推出的一幅广告只在白底上绘出一只犀牛，犀牛头顶紫色的帽子，帽子中部有个洞，露出犀牛角来。帽子未必是丝绸的，洞虽然和切割或切口有关，但毕竟不那么直接，可是，广告却利用互文性调动了人们的知识背景，使之联想到这是Silk Cut牌子的香烟广告。当然，这种联想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不过，倘若观者经过一番玩味才悟出广告的奥秘，那么，这种解开谜底般的快感据信可能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因为它在肯定观众的颖悟的同时解除了他们出于自我防御机制对广告之诱导的抵抗。和直言性广告相比，基于互文性的广告更需要接受者知解力的配合，这种配合有些时候会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例如，画面上出现半盛咖啡之杯的广告，本是为了暗寓香烟的可口、优质，却可能会使接受者误认为杯中所盛为牛奶、冰淇淋等，从而和其它类似产品的广告相混淆，结果广告所增加的并非香烟的销量；再如，以丝绸寓意阴柔，加上切口或切割，可能会使人产生性侵犯的联想。相比之下，超文本以物化的形态将所欲引导的联想固定下来，链接本身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误解的概率无疑大大降低。[14]不仅词语之间、图象之间存在互文性，词语与图象之间同样存在互文现象。为了说明这一点，罗兰·巴特引入了“锚地”的概念。[15]语言要素可以用来固定或限制一个图象的解读，反过来，一个图像的说明性用法可以固定对于模糊的词语文本的理解。我国古代的题画诗、现代流行一时的连环画，便是图文相互参照的例证。互文现象同样见于音响与其它信号的关系之中，音乐的标题可以为例。由此看来，互? 男哉庖环冻胪耆梢杂美捶治鼋岷狭硕嗝教逍畔⒌某谋荆得鞲髦忠蛩叵喔ㄏ喑傻墓叵怠?/P>
由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昔日仅仅是观念形态的互文性已经借助数码技术获得了新生。媒体（并不只是文本或意义）间的互文性早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例如，同一题材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既见于电影，又通过广播传送；既以书本形态被阅读，又在电子游戏中被把玩。不仅如此，我们正在进入电力网、电信网、广电网和电子超文本网络趋于合一的泛网络时代，各种媒体上的信息流动、信息形态转换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处在这样的时代，互文性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应当指出：电子超文本技术不仅展现了互文性的丰采，同时也提供了检验与审视关于互文性的理论的方法。据介绍，曾有位教授引导学生开展这类研究。学生们用的是Macintosh计算机上的超文本软件，教授让他们对德莱顿（J.Dryden，1631－1700）、佩皮斯（S.Pepys，1633－1703）、弥尔顿（J.Milton，1608－1674）和斯普拉特（T.Sprat，1635－1713）这几位大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所有选定的文本均写于1667年。学生们用计算机来确定每个文本是否能通过词或概念与其他文本关联起来。实验的条件虽然限制了结果的确定性，但有些学生显然能够发现文本中的一些观念不能追溯到其他文本。而这些观念也许就是原创性的，不受互文性的影响。[16]由此看来，“互文性”这一范畴是增进而非穷尽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它本身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例如，如何对互文性加以评价呢？互文性是否有强弱之分？若有的话，互文性最强的作品是另一个文本的不可辨别的复制吗?互文性最弱的作品是接近无所依傍的匠心独运吗？前者是否趋向于“无一字无来历”？后者是否趋向于仅仅涉及自身（无一字有来历）这一不可企及的目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颇足深思。
--------------------------------------------------------------------------------
[1] Landow, George P. What’s a Critic to Do?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Hypertext. In Hyper/Text/Theory. Ed. George P. Landow.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2]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1版，第113页。
[3]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7.
[4]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版，第129－139页。
[5] 巴里·斯密里斯等《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6页。
[6]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克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97页。
[7]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
[8] 笨狸（http;//banly.yeah.net/）《网络联手小说——真正的解构文本》，《网络世界》1999年4月5日，50版。
[9]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1、56、62、55－56页。
[10]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版，第1页。
[11] Christopher Keep, et al. Intertextuality. 
http://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elab/hf10226.html.
[12]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5-61.
[13] Chandler, Daniel. Semiotics for Beginners. http://www.aber.ac/uk/~dgc/semind.html.
[14] Langan, Carherine R. 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ements for Silk Cut Cigarettes. http://www.aber.ac.uk/~ednwww/Undgrad/ED30610/crl502.html.
[15] Barthes, Roland. Image - Music - Text. Collins: Fontana, 1977, p.37.
[16]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页。
- 相关文章
